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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霸者之心为利，动机不纯洁，以仁义礼信为手段，为欺人的幌子。

第五，就其作用而论，国学作为一种学术，并非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所谓学科，而是一种具有柔性国家意识形态性质的理论或学说。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

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实质上是对经学的一种解构，且并未给出建立国学的路径，原因在于它不过是实证史学的一种尝试。在国学奠基下的中国现代学术，一定要体现中国的中国性。汉学（sinology）或称为中国学（China Studies），是指中国以外的学者研究中国的一门学科。而另一方面，国学也非泛泛的所谓文化，而是具有某种国家意识形态意味的东西，是一种理论、原理，甚至是一种主义、教义。当然，前面说过，现代学术分科并非毫无意义，只不过那不是国学。

[12] 陈壁生：《国学与近代经学的解体》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①] 这样研究出来的国学决不可能是真正的国学，毋宁说只是南辕北辙的葵花宝典、文化自宫而已。[1]所以名之为世子者何？言欲其世世不绝也。

墨家尚贤，主张贤人政治，尚贤的极致便主张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墨子·尚同上》），而成为尚同说的基础。曾子曰：取人者必畏，与人者必骄，今说者怀畏，而听着怀骄，以此行义，不亦难乎。有功德于民者加地进律。古文家起来专讲训诂那也是卑卑不足道的，专去考察怎样才是古代史迹，对于今文学的理想、孔子学术的真谛也就沉晦不明了。

三今文学家这些思想虽有它的局限性，但在阶级对抗异常尖锐的专制时代能够提出革命理论和一律平等的制度，这绝不是偶然的，是有其历史根源的。《孔丛子·居卫》载：子思居卫，言苟变于卫君曰：‘其材可将五百乘。

不过今文家这一套恢宏阔大、纲举目张的整套制度，是否真是从孔子的微言口授传下来的？如其不是孔子早定的制度，今文家又为甚么要把自己可贵的思想，偏要说为是孔子的思想，难道没有理由吗？我们必须加以探讨。孟子说王政必自经界始，他向滕国建议的却是要恢复周代旧田制。从《白虎通》来看，很明显地表示出封是受命之礼，是开始。陆象山是佩服这一回答的，但他说旷古无此议论就未必然。

何以为二伯乎？曰：三公在外称伯，东西分为二，所以称伯，欲抑之。[3] 见《荀子·非十二子》、《富国》。而当时的儒者又不敢鲜明地提出来作为反抗纲领，而讬之于古圣先贤以避难免祸。道家思想以天道为中心，重形上而遗形下，《易传》吸取了这一思想，变而为以形下通形上，以天道明人事，以建立儒家道德的形上体系。

[4] 《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壶遂曰。今文学家所称颂的接受禅让的天子既曰虞舜，虞是国号，舜就是诸侯，但儒者却要说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是从事农业手工业的生产者。

董仲舒既改革命为改制，就不能不改素王为王鲁，素王是代周而王的是孔子，是德若舜、禹的贤者，而《春秋》是另立一套一王大法。因此，我们就必须仔细分析汉代经师所讲的各种制度，清理出哪些制度是历史的陈迹，哪些制度是寄寓的理想，然后才能观察出理想制度所体现的思想实质，然后才能看出经学家思想的深远恢宏。

八岁者学小学，十五者学大学。三岁一闰，天道小备，故二伯黜陟也。若是，则虽未亡，吾谓之无天下矣。以德封者，必试之为附庸（三十里以下），这是对旧制度反抗得不彻底的表情。[5]《抗志》又载子思对卫君说：君将以名取士耶？以实取士耶？都正和《韩非子·有度》所说今若以誉进能，则臣将离上而下比周。儒家虽然一方面从理论上来说明礼乐的必要性，以回答墨家的批评，同时在另一方面也对礼乐作了适当的精简。

所谓所褒讳贬损不可以书见，口授弟子。古文学家抓住旧史来批驳今文学，说今文学家信口说而背传记，怪旧义而善野言。

帅其属而以鞭呼趋，且辟，禁慢朝错立族谈者。自魏晋以后，学者只争论郑玄、王肃而不再争论今、古，今学思想于此中绝。

且诸子思想既相互影响而日趋成熟，于是各家都就其主要思想提纲撷要而制作为经，道家有《道经》，墨家有《墨经》，《韩非子·内储说》、《外储说》也都有《经》，都是作为各家的经典。《汉书·王吉传》载吉上书：昔召公述职，当民事时，而听断焉，时人皆得其所，后世思其仁恩，至乎不伐，《甘棠》之诗是也。

《史记·叔孙通列传》载：陈涉起山东，使者以闻，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城郭沟池以为固，和讲信修睦是相对照的。‘毁乡校，如何？然明提出撤销乡校的原因，是因为郑人群相聚会在乡校议论国政得失。周公摄政，非汤武之典，成王幼年也，此皆圣贤所遭遇异时者也。

三公，臣之最贵者也，又以王命而行天下，为其盛故抑之，明有所屈也。《礼器·疏》引《白虎通》：绎绎，无穷之意，禅于有德而居之无穷也。

这都是把墨子所行当作贱者所为、役夫之道，而墨子也正是站在贱者、役夫的立场上。周的大学是一群贵族子弟的学校，所谓大学议政，只不过是贵族子弟的课程实习而已。

《周官》军制在小司徒之职：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以起军旅。这套制度要见于礼家如两戴记之类（详后），而《春秋》家和《公羊》只空言其义，见不出甚么具体制度，所以大家就认为是非常可怪之论。

孟子曾说：《春秋》，天子之事也，其意正是以《春秋》当新王，他又说：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3]这不正是公孟子使孔子当（遇）圣王，岂不以孔子为天子的翻版吗？这说明孟子也是主张素王说的。[2]所给予的教育既贵庶不同，所委任的官职当然也就不能不有贵庶的不同，应当说刘彝这个理解是正确的。但又多束缚在许慎、郑玄范围下，日孳孳于名物训诂，在学术上无条理、无系统，虽然他们已略知汉代有今、古文学的差异，但又多只从文字的今书、故书，从《逸书》、《逸礼》等问题上来分析，还没有接触到今、古文学问题的本质。子思曰：‘仁义者固所以利之也。

这也正是孟、荀为民、贵民的理论。是秦时有《诗》《书》博士，有百家语博士。

因而眭、盖二人并不是两个以生命为儿戏的书呆子，而是富有牺牲精神的前仆后继的殉道者。孟轲曰：‘君子教民，亦仁义而已，何必曰利。

[3]他又答颜渊问为邦说：行夏之时，乘殷之略，服周之冕，乐则韶武。弟子问政者数也，而夫子不与言三代损益，以非其任也。